有别于人保部、财政部根据养老基金收入减去支出后的流量缺口，曹远征等人是将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累积额减去养老金权益净责任后的余额，为存量概念。
三中全会用"决定性"一词来确定以市场为根本的做法，意义类似。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的构想一直局限于广泛的目标和方向。
经济学家称之为预防性储蓄，但这却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沮丧。李成的分析还指出，接受法律和社会科学训练的高级官员增加了--提供了更符合消费社会愿景的技能组合。用词永远是重大政策变化的重要信号--比如1970年代末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小组极有可能以习近平为首，将在起草三中全会改革实施方案具体指导原则上发挥关键作用，而长期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技术官僚很可能被边缘化。尤其重要的是建议将国有企业利润--目前接近4000亿美元--的30%投入资金严重不足的社会安全网
目前中国每年的肉类消费量约7,100万吨，已占到全球供应量的四分之一。这或许解释了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经济政策必须反映国家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
标准的市场失灵理论批判了这些结论，它更强调市场的各种不完善之处：例如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意味着作为这种部门调整的一部分所需要的新企业经常得不到融资。种族和社会等级制度是有效抑制世界上许多地区大部分人口的人性化发展的社会建构。不是要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进行权衡。发展的更广泛的目标应该是该国公民福祉的持续改进，同时也是我们用于评价成功的度量指标。
瑞士在钟表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其地理环境没有多大关系。第一点是关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
文章还探讨了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应树立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尽管增长对于持续减贫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还不足够。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有环境的外部性也有与系统性风险相联系的外部性，这一点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证实。对这些工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与执行有关——发展中国家具有必要的能力吗？我们需要说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全球金融危机也令人对发达工业国家所信奉的新古典范式产生怀疑，而且也的确应该如此。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却增长缓慢，甚至陷入经济滞胀和衰退。实际上，可以成立的假设是：市场不会这样。但是，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或者如格林沃尔德(Greenwald)和我所称之为幼稚经济的观点，为这方面的分析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Greenwald和Stiglitz，2006）。
该理论认为，市场的局限性远大于它所显示出的——即使是发挥较好作用的市场经济，就他们本身而言，既不是有效率的，也不是稳定的。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再深入地谈两点看法。
由于经济体适当的部门结构自然而然取决于资源禀赋，那么经济体的结构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争论的不是这一目标，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有些人极力主张采用休克疗法，而其他人则强调确定步伐和顺序的重要性——更接近渐进主义的行动方针。
并不是所有的发展政策都是有利于贫困者的，有些政策是损害贫困者的利益的。针对政府应该如何引领经济的发展，林毅夫提出了指导意见。? 在本文中，我想阐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方面的各种经历，以及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深层次的理论解读，为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提供了支持，该理论与林毅夫在自己的论文中所倡导的那种理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其它方面却是迥然不同的。从今日的东亚国家到发达工业国家，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在既没有发挥控制和创建市场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发挥推进这些政策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在他们的发展阶段，甚至直至在今日，取得成功的增长。但是，对于可以缩小知识差距的速度受何种限制因素的影响，尚不十分清楚。在此期间，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采用并加强了金融管制。
问题是构成比较优势的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是内生的。关键词：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反思 在20年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曾指出，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吸取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一小部分国家，主要在亚洲，也有几个在其它地区，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功，这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静态与动态效益之间根本的权衡取舍在有关专利法的辩论中出现过，对此应该比较熟悉。从这一认识出发，或许我们能够打造出新的政策框架，为新的发展时代提供基础，这一发展将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也会提高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大多数公民的福祉。
这对于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显然如此。因为政府所做（或不做）的事情均对学习型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因此，立法必须充分尊重民意且深思熟虑。第一，2008年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下，长期止步于进出口贸易的温州制造业急剧萎缩。很多人误认为道德存在着私德与公德之分，认为道德由于有着不同标准和核心原则因而本身就是多元的。这种结构性危机，加之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泡沫，温州民营资本大量进入楼市。
经验和逻辑的推理足以表明一个答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社会应该由一群具有特定价值观的人的自主结社而来。否则，我们何以理解为什么迄今几乎所有文明都认为高利贷是恶行，而普遍认为鼓励再生产的节俭习惯比奢华浪费更为可取？道德可以互相矛盾这样的观点，等于否认人世间存在一种叫做道德的规范性价值。
另外一种道德，之所以没有被转化为法律，仅仅旨在避免执法者的专制。第三，在四万亿的投资之后，2011年以来国家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导致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
这就是大规模的借贷必须基于明确产权在一个正式规范的金融体系中进行的根本原因。让金融成为金融，金融真正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以自己的贪婪无度吸食实体经济的利润。
这种借贷，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方就会对另一方，不是许以共同体价值的美德，就是如赌徒式地期待巨大的、不劳而获的利益，以为人类可以脱离生产部门的辛勤劳动和技术创新，通过资金重组制造出财富拓展的永动机。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立法者就有义务为民间金融的权利辩护，同时提供制度供给以保证其健康发展。第一种道德，美国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里总结说是义务道德。其实，企业组织追求高效的习惯也必然带来追求控制的惯性思维方式。
不能让规则与实际脱节。第二，由于80后等新一代农民工成长、人口老龄化以及中西部发展差距的相对缩小等因素，温州失去了可以任意支配的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渐渐失去了基础。
然而，对实业的侵蚀，对社会自主发展的阻碍，在中国，可以说几乎是同一因素。基于危机应对，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之际，温州终于开始了金融制度创新行动（内容有推进新型金融组织创新，如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股份制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
第四，垄断性部门，控制着中国的金融、物流、能源、信息、教育，占据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反之，如果这样的金融体系缺位，人们就会竭尽所能在一些非商业组织中利用基于非商业原则而来的信任开展商业交往。